法律思考既运用体系的关联性，也运用沟通的关联性。
而这个传统既包括久远的历史积淀、传承下来的老传统，又包括并不太远的过去新近形成的新传统。周志羿：《常识怀疑论所表现出来的认识论坍塌箭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46-152页。
按照周晓亮教授的说法，常识不需要推理或证明，它就是‘直接被知道的。按照霍存福教授的说法，这些格言属于社会中的雅语，比如中国社会中的成语。因此，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基本判断标准和依据的法律常识事实上也就表现为一套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规范体系。高新民、刘占峰：《民间心理学与常识心理学概念图式的批判性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4期，第21-25页。周晓亮：《试论西方哲学中的常识概念》，《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11页。
王泽应：《关于道德共识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24-33页。(17)黄小洲：《Sensus Communis：伽达默尔对常识哲学的重塑》，《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第71页。在这方面，它涉及某一社会中理论和实践上政治和行政决策过程法制化(Verrechtlichung)的范围，以及实现这种法制化的政治和法律的主导原则和制度。
宪法委员会的职责是确保议会不逾越宪法授予的权力。[cxliv] 3. 违宪审查制度在美国的起源 (1)美国独立的违宪审查权模式 美国的宪法传统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不仅必须在一个特殊的、不得通过普通立法程序修改的文件中确定公权力受法的拘束，而且必须由法院审查包括议会立法行为在内的国家机构的行为，使法对公权力的拘束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这些建构原则通过大量组织和实体上的规定在实证法上被转化和具体化。[clx]然而，尽管导入了集中的宪法法院审查机制，但在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法院仍然保留了附带性的、非垄断的规范审查制度。
[cciv]在这方面，自50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法院[ccv]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ccvi]的判例对人格权和自由权的扩张性解释，以及将平等原则作为立法行为的具体评价标准，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另一类宪法法院的组织形式是法国的宪法审判权模式，这一模式是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发展形成的。
纵向分权的经典组织原则是联邦国家原则。然而在实践中，日本最高法院在行使附带性规范审查方面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在欧洲大陆国家，国家理念是被理解为构思上统一的公法的支柱，但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和法律传统为特征的国家，国家理念仅具有次要地位。对本文的讨论来说重要的是，在各个不同的法律秩序中，公法从私法中解放出来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clxi]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美国模式进行了大量的变动和补充，以至于在比较法的文献中已经被作为拉丁美洲自己的宪法审判权模式而加以讨论了。因此，最高法院不是一个特别的宪法法院，而是没有事务管辖权限制的最高上诉法院。[lxxxv] 在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关系中，习惯上根据政府对议会直接依赖的程度，将贯彻权力分立原则的方式区分为内阁制和总统制[lxxxvi]。[clxxvi] 捷克斯洛伐克[clxxvii]和西班牙[clxxvii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建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但是其未能在这两个国家获得持久的立足。
这反映了在有效和全面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国家侵害方面，大部分民众的期望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期望是所有西方社会战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现象。[ccx]美国和奥地利的宪法审判权作为两种基本模式，二战以来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经历了形式多样的变迁，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宪法通常只有通过宪法法院的判例才能获得其精确的轮廓。[xlii] M.Fromont (同上注[26]),S.4. [xliii] 这些分类理论的起源,参见L.-J.Constantinesco (同上注[1]),S.l00ff。
此外，美国的违宪审查模式也对一些英联邦国家产生了一定的辐射效力。相较于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发展，这种国家性传统在欧洲大陆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它也像以前的波拿巴宪法一样，没有任何重大的实际意义。[xlv]对于公法而言，这一区分本来就不具有说服力，尤其是一般行政法的大部分内容，要么根本没有法典化，要么也是晚近才法典化。该委员会的目的也可以从其有限的裁决权限上得到体现：议会的各种议事规则(Geschäftsordnungen)受宪法委员会的强制性监督。[clv]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确立了这种诉愿救济制度。
[cxix]关于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构造，主要需要比较决定政治过程开放性和公民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参与度的各种原则和制度。[clxxxvii] 20世纪90年代初,在法国曾尝试,对已公布的法律,经由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以及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提出,由宪法委员会实施具体规范审查,但该尝试最终并没有成功。
参见L.Pekka,The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of Parliament:the Finnish Model of Norm Control,in:M.Sakslin (Hrsg.),The Finnish Constitution in Transition,Finnish Contributions to the Third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Warsaw 2-5 September 1991,S.68 ff. [cxliv] 《荷兰宪法》第120条禁止法官对法律和条约的合宪性进行评判,参见A.J.M.Kortmann/P.T.Bovend'Eert,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Deventer 1993,S.118;E.A.Alkema,Constitutional Law,in:J.Chorus/P.-H.Gerver/E.Hondius/A.Koekkoek,Introduction to Dutch Law for Foreign Lawyers,1993,S.270 f.这一禁止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扩张性解释,参见Alkema,出处同上。在宪法法院实施的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法律的合宪性问题是直接的判决对象，同时违宪性确认产生普遍性的拘束力[clxxiv]。
[xii]结合这两个标准达维德确认了三个主要法系，即罗马-日耳曼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普通法法系。[cxxxvi] 法国法律所具有的优越地位排除了一种如美国式的发展方式：美国法院基于宪法享有审查法律以及在必要情况下不适用法律的权限。
从法律内容的视角，法律比较应当以各自法律秩序中具有体系性特征的建构原则为基础。这一切取决于人们进行分类时所处的语境,以及对于不同的观察者而言占主导地位的观察视角。[clxii]但是，必须要认识到，这种模式本身并没有表现出统一的形式，而是基于各自国家的传统和政治需求而产生的大量变体。除了承认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外，这还包括对权力分立原则的特殊理解，其核心是行政(和司法)受法律的严格拘束。
具体参见Reference Re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Canada (1982),Dominion Law Reports,Third Series,1;印度的情况参见P.C.Rao,Use and Abuse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ZaöRV 4 (1998),799/814。这些殖民地虽然有成文宪法，但从实质上看，它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效仿了英国模式。
一方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设立的各机构的司法实践为(不仅仅是)其成员国发展基本权利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特别是这样一些成员国：此前要么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裁判，要么其宪法裁判在基本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着漏洞。[xix] 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其他一些学者对这种尝试原则上持保留意见，即将欧洲和北美以外法律体系的多样性通过法族(Rechtsfamilie)的分类使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秩序。
例如，在大陆法系国家，通过行政法上更加深入的法教义学研究，表现出了一种体系建构的趋势。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实现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权力分立的构想，这是法国设置宪法审判权形式的逻辑起点。
在普通法系和其他海外法律秩序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这种思考方式。J.Merryman对法律传统(legal tradition)作了如下定义:法律传统……不是关于合同、公司和犯罪的一套法律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几乎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种传统。[cxx]另一方面也包括以下规则，这些规则调整参与民主竞争权力的机构和团体的法律地位，从而促进或抵制危及民主进程开放性的寡头权力统治的出现，即党派法和党派筹资法的规范性要求。这也是我们建议的分类原则。
由于后殖民国家的种族多样性，存在大量的混合形式，例如，在非洲有伊斯兰法和非洲法，印度尼西亚有伊斯兰法和习惯法(Adat)等。对于这一重要性，已无须赘言。
加拿大最高法院鉴定意见中给出的定义是:宪法惯例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根据宪法设立的法律制度按照现行具有支配地位的宪法价值和原则运行。这使英国宪法具有非正式的、灵活性的特点， 长期以来，不仅是英国的政治家，而且也包括法学家和民众都将这一特点视为其重要优势。
越来越多的国家用一个纵向的制度构件补充了横向的权力分立。尤其是在近期，联邦国家原则也被用作最后手段(ultima ratio),在可持续的、共同的国家状态这一基本前提下，来疏导通过其他方式已经不可调和的种族或宗教冲突(波斯尼亚[civ]、苏丹[cv])。
